阿富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译者按】
阿富汗的动荡局势下,阿富汗女性的处境牵动人心。在这样的历史节点,西方媒体和大众舆论再次充斥着“拯救阿富汗/穆斯林女性”的白人自由派女权主义呼声——同样的呼声二十年前曾服务于为美国入侵阿富汗正名;与此同时,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无视阿富汗女性的艰难境遇,将塔利班的胜利视为所谓反帝国主义和去殖民化的胜利,乃至阿富汗人民的解放。本文同时驳斥了上述两种立场:一方面,“拯救穆斯林女性”叙事与殖民霸权的所谓“文明教化使命”有着内在联系,其背后是线性进化论式的阶序观,实质是白人/西方至上主义对穆斯林女性的傲慢俯视;另一方面,对所谓阿富汗“获得自由”大加称赞无疑是在抹去阿富汗女性遭受多重压迫的现实、她们的声音和诉求、以及她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抗争。本文指出,殖民化是一个过程,并不会随着政权更替轻易终结。塔利班是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的产物,与父权制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深刻交织,绝非反帝国主义主体。相应的,任何真正的去殖民化,都要求对包括父权制在内的多重压迫结构进行批判。本文呼吁跳出在帝国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转而致力于建立国际女权主义团结。阿富汗女性不需要被帝国“拯救”,但她们毫无疑问需要世界的声援和支持。
本文作者系孟加拉国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Jahangirnagar University)人类学系副教授,发表于shuddhashar。
2021年8月16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这一刻似曾相识。9/11事件二十年后,在学术界已有能力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拯救叙事(它打着拯救穆斯林女性的旗号为“反恐战争”正名)进行批判时,历史却似乎正在重演。主流新闻频道(例如CNN、Sky News、BBC)上满是阿富汗女艺术家和女记者的求助和呼救。她们止不住地哭泣,乞求北约和西方世界的保护——后者曾在二十年前承诺保护她们免受塔利班的侵害。在我看来,这种媒体对拯救穆斯林女性的高度关注,与当初为美国入侵阿富汗铺平道路的媒体关注无异。

为了所谓“缔造和平”,美国背着阿富汗当局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这让阿富汗女性感到被背叛。阿富汗女性网络(Afghan Women's Network)创始人、活动家马布巴·塞拉吉(Mahbouba Seraj)质问世界上的男性掌权者:“我们……只不过是你们手中的棋子吗?”美国总统拜登声称“国家建设”本就不在美国议程之中,这证实了美国的背叛。这句话道出了部分真相,因为尽管美国利用赋权女性的说辞来正当化阿富汗战争,但显然为女性赋权并非其真正兴趣所在。美国的教化使命之虚伪已经展露无遗。不过,拜登的说法同时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以给予阿富汗女性自由(让她们能毫无顾虑地涂指甲油)为名的“国家建设”正是美国的教化使命与入侵阿富汗的借口,当时的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她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是阿富汗女性:希望之声》(We Are Afghan Women: Voices of Hope)的书。该书由乔治·W·布什研究所出版,内含28名阿富汗女性的故事,清楚地传达了上述承诺的内容。然而,最近美国和塔利班的谈判以及推卸国家建设责任的行为,让许多笃信美国叙事的人深感受到背叛。

尽管如此,西方媒体报道中,阿富汗女性述说的前塔利班政权期间及其最近的攻势之下所实施的骇人行为的确使人极度不安和恐惧。有消息称,塔利班战士在许多阿富汗村庄强娶15岁以上的年轻女孩。6月,一名塔利班高级首领下令,在塔利班控制北部的塔哈尔省后,当地15至40岁的单身女性应与塔利班战士结婚。该地区鲁斯塔克区的一名男子被命令向塔利班战士交出他15岁的女儿。当塔利班于7月控制坎大哈时,一名战士将女性雇员从其工作场所带走,并让她们派自己的男性亲属来接替工作。尽管塔利班发言人承诺,塔利班新政府将允许女性工作和接受教育,但大多数女性并不相信这番承诺。许多人担心,明目张胆索要“妻子”的行为表明塔利班的再次掌权或许会比此前更为极端,他们可能受到了伊斯兰国的影响,后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女性进行性奴役。阿富汗女性已经被公开告知,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她们需要遮罩自己的脸。在过去20年里长大的新一代女性的生活方式与经历过塔利班统治的上一代人截然不同。她们现在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我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声泪俱下的白人/自由派女性,她们控诉塔利班、诉说塔利班执政对阿富汗女性意味着什么。我身边也有真正充满同情和关心的女性,她们想方设法寻求帮助阿富汗女性的途径。
我自己也很害怕。我忧心于阿富汗女性和她们的权益。这种政权更迭总是血腥的,而且考虑到塔利班的过往行为,的确不可能相信如此政权变更不会带来女性生命和自由的丧失。但是,我对阿富汗女性的担忧也来自战争和长期的殖民历史所造成的数十年的贫困和成千上万的死亡——尤其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之名带来的破坏。我明白,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以及西方的穆斯林女性、罗兴亚女性、非穆斯林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酷儿女性,她们的抗争都需要团结和支持。我不由得想到孟加拉国边界附近的罗兴亚女性,她们屡遭强奸,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我为许多这样的女性哭泣、夜不能眠时,我并没有看到多少白人女性在关心她们的境遇。她们选择性的关心凸显了这些关注的用意和如此关爱的商品化。
2013年,人类学家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在《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一书中,拆解了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拯救叙事——将穆斯林女性从原教旨主义中解救出来。现如今,所有报道阿富汗塔利班胜利的西方主流媒体显然业已作出裁决,即阿富汗女性的确需要被拯救。然而现实是,阿富汗女性不需要被保护,她们需要的是紧急支援。殖民知识帝国再生产了“拯救穆斯林女性”的冲动和心态——与此同时对西方社会中深刻的性别和结构不平等视而不见。这种拯救叙事与殖民霸权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有着内在联系。它在性别不平等的阶序等级上假定了西方的优越性。它认定西方社会业已消灭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而全球南方的女性需要迎头赶上。它判定唯有遵循西方白人女性走过的道路才可能推动进步。它全然忽视了不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不平等。它是白人至上主义的目光俯视穆斯林女性的方式。它彻底无视了几十年来后殖民女权主义的研究,后者揭露了这种白人女权主义救世主情结的危险性。
在我小时候,英国的殖民统治及其救世主形象还未完全褪去。在成长过程中我时常听到:“但是他们带给了我们铁路、教育和纪律!”如今,后殖民批评至少已经明确了“思维的殖民化”概念,同时拆解了欧洲殖民化的拯救者形象。斯皮瓦克的说法“白人男性从印度男人手里解救印度女人”业已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圈子里最常用的表达之一。尽管我不出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但我经历了这些后殖民批评的发展,也目睹了9/11事件和美国例外论的后果,例如通过阿富汗战争来拯救穆斯林女性的自由化使命。
与担心塔利班掌权后女性会遭受人权侵害的大多数人相反,一些著名学者和左翼人士却将阿富汗塔利班的胜利看作阿富汗人民的解放和全新开始。齐泽克已经开始想象“被压迫者以集体解放式参与的恰当形式回归”。我们可以在所谓后殖民男学者那里看到类似理解,他们认为塔利班的胜利终结了阿富汗从英国入侵到美帝国主义的漫长殖民历史。这些学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无视了这样的事实:所谓阿富汗的自由(即便真如此),也只是不到一半阿富汗人的自由。几十年如一日为自由而战的阿富汗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被彻底从这一叙事中抹去,仿佛她们没有资格成为被压迫者。而且,上述理解没能认识到,殖民化是一个过程,并不会随着政权更迭轻易终结。这一立场故意无视了几十年来来自反帝国主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以及后殖民女权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同时挑战了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对边缘化性别群体的抹杀。上述立场没能意识到,任何肤色、任何国籍的人都可能将殖民主义维续下去。针对这些忽视性别议题的伪去殖民化叙事,普里亚姆瓦达·戈帕尔(Priyamvada Gopal)发推特说:“入侵,制造混乱,随后丢下当地人、任由其在屠戮和流离失所中挣扎,这是帝国机器的一部分,不是其终结。”:“任何真正的‘去殖民化’,都不仅限于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还必须包括对父权制、种姓制度、宗教沙文主义和奴役等其他相互交叉的压迫制度的批判。”塔利班是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的产物,与父权制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交织在一起;他们绝非反帝国主义主体。这些打着反帝国主义旗号的(大部分为男性的)知识分子无视了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女性带来的可怕后果。
阿富汗女性一直在同时抵抗帝国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压迫,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西方的拯救者叙事之外,帮助她们的唯一方法是声援她们的抗争。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与此一致,她们发声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压迫。例如,南迪尼·达尔(Nandini Dhar)在Facebook上发帖称:“两分为帝国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世界并未给我们许多人留下任何主动选择的空间。我们两方都谴责。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这是‘既不也不’的问题。”全世界女权主义者既反对白人女权的拯救者叙事(这种叙事充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也反对无视性别议题的所谓左派立场(它们将女性从讨论中彻底抹去)。然而,我们的声音仍未得到大多数主流媒体的重视。
现在是时候终结拯救者叙事、建立国际女权主义团结了——这种团结不会为了战争机器的利益而将阿富汗女性的艰难处境商品化。是时候意识到这一点、避免历史重复自身了。是时候远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它们的白人女权盟友以及那些无视性别议题、视塔利班为自由斗士的左派了。建立反殖民女权主义团结,让其声音盖过西方拯救者叙事和左派沙文主义立场——这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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